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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可是這連一個星期都不到,我們哪兒也去不了。」

「那是你的問題,大衛,我一點都不在乎。」

大衛文身（圖）

在梅爾·b家留下抹不去的「疤痕」

在曼徹斯特我沒有朋友——自從遇到大衛之後,我幾乎就沒呆在英國。儘管我非常喜歡這座公寓,但是你能做的只有無休無止的收拾以及看看tv。我感到與外界隔離了。別人聽不到我的聲音,我也聽不見別人的聲音,像生活在隔音的泡泡裡。而且從「辣妹」(流行歌星)到一個獨自呆在家裡帶小孩的家庭主婦,這種過渡是很難的,我的身邊沒有朋友,沒有家人,什麼也沒有。那情形看起來就是這樣。

自從她們加入倫敦俱樂部、或者一直都是俱樂部成員,我就認識了那些球員的妻子,她們說那兒的情況大不一樣,社交生活豐富得多。在曼徹斯特,要麼是隻有男人才參加的聚會,要麼就是男人們各自帶著自己的姑娘坐在酒吧裡。

大衛盡力讓情況好一些。為了我4月份的25歲生日,他意外地為我舉行了一個派對。你可以稱我是可悲的女人,但是我對意外的派對一直都很恐懼。官方訊息稱大衛要帶我去曼徹斯特的一家法國餐廳吃飯。我的媽媽、爸爸已經來了,布魯克林將由他們照看。

我們穿戴完畢,大衛開車,就在去曼徹斯特的半路上,大衛說他忘了帶信用卡,我們不得不開車回去拿。到了公寓前,我說我在車裡等,但是他說,不,天太冷了。

因此我們就乘電梯上去,一走進大廳,一大群球員齊聲說「生日快樂」。我不知所措——我是說,一大群素不相識的人趕到奧爾德里 埃吉來為我慶祝生日,那感覺真是太好了。但是,我的朋友們一個都沒到場,他們會怎麼想?而且,是的,所有的男人們在一邊,而所有的女人在另一邊。

我穿了三個月的田徑服,經常哭。打電話給媽媽時,我會哭;打電話給妹妹時,我會哭;一個人的時候,我也會哭。我猜這就是所謂的產後憂鬱症。可是我能怎麼辦呢?我從不出門。我沒有這個信心。大衛外出訓練的時候,我就坐在廚房的工作檯上,開啟百葉窗,盯著窗外沐浴在陽光裡的鄉村看。那是惟一能讓我擺脫憂愁的辦法。

大衛特別為他的孩子感到驕傲。我想,我有點嫉妒大衛可以自由地出入。他似乎並不像我有那種將要溺死的感覺。

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文身。

吉米·古爾扎,梅蘭妮的男朋友,有很多文身,大衛也一直渴望做一個。這是男人的事。因此吉米安排大衛和這個義大利人克勞迪奧見了面。吉米所有的文身都是克勞迪奧做的。接著就到了做文身的那天晚上。屋子裡的搖滾樂聲音開得很響,儘管兩個孩子都在那兒:布魯克林睡在我們所說的桶裡,他那個可以拿出來的汽車座位。菲尼克斯睡在床上。文身就在隔壁房間進行,播放著非常吵的「第二太平洋」樂隊的快板歌《就該這麼做》——為了淹沒大衛的尖叫聲,這是我的主意——從那以後,我們就把這首歌叫做大衛的文身歌。屋子裡到處都是煙。大衛趴在裡面裝了豆子的小布袋上,那個傢伙光著上身,身上到處都是文身,蓋滿了。事實上挺嚇人的。一開始這個傢伙用鋼筆寫。幸運的是在他們正式開始做文身之前我進去看了一下:克勞迪奧把布魯克林名字裡的字母「y」寫成了「i」。大衛當然什麼都看不到,因為他的臉正埋在豆子袋裡。

當然,我們曾經討論過他的文身,而且我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想法。布魯克林18個月時我才也做了一個文身——在脊柱底部文了三顆星。也就是那一次,大衛把我的名字用印地語文在了胳膊上。

「那麼,寶貝兒,」他說,「這能證明我有多愛你嗎?」

「那我該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