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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兒,那很容易,僱一架私人飛機。」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筆費用,我也從未這樣想過,大衛有幾次乘私人飛機來看我,可我還是理智的,從未想過要花那麼多錢去什麼地方。

那確實是一大筆錢,因為時間倉促,我們只能乘他們當時僅有的一架飛機,而那是一架大飛機。正當我們要登機時,我父親打來了電話。露易絲生了一個女孩。他說他會在斯坦斯德等我們,然後直接帶我們去醫院。儘管飛機已經備好了,我們也準備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點之前我們還是不能離開哥本哈根,因為在午夜之前我們不能回到英國,因為「境外免稅年」,更糟的是,我們的會計師通知我們,新的工黨政府廢除了「境外免稅年」。我們可以現在就放棄,如果我們繼續,我們應繳的稅收只能免到新政策頒布之日。最後,算上所有額外的飛行費用,無論是我還是我的家人,我想我們一分錢也沒省下來。

可憐的露易絲分娩不順利,最後醫生們只能用產鉗把嬰兒拉了出來,因此小孩的頭成了奇怪的圓錐形,每個人都在說:「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裡想:「不,她不漂亮。」

大約凌晨四點鐘我們才得以休息。為了訓練不遲到,大衛一大早就飛回了曼徹斯特,我則回醫院陪了露易絲一天,然後乘飛機去了赫爾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離開英國,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樣冗長而毫無意義:我們得去倫敦參加彩票抽獎節目,因此我們離開赫爾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達倫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們在回奧斯陸的路上,工作人員已經在安排我們的下一次音樂會,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見到利伯蒂,這是露易絲在去醫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當時收音機里正放著「神韻」演唱組的《幸運的人》。

在去醫院的路上,那應該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機響了。

「你好,維多利亞」——是安德魯·湯普森,「辣妹」的律師——「方便說話嗎」?

他並不總是這麼謹慎。

「什麼事」?

我能感覺到他停頓了一下。

「潔芮要離開樂隊了。」

這些話停留在我腦子裡的某個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該吃的東西。這肯定是玩笑,這一定是個玩笑。

「噢,好吧。」

「不,這是當真的,維多利亞。潔芮要離開樂隊。她受夠了。她不想再回來了。」

我——真的——無法——相信。

「那麼我們得開個會。中午十二點,在我的辦公室,好嗎?」

如果當時有人給我拍張照,那絕對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

「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嗎?我妹妹剛剛生了小孩,我現在正往她那兒去。對我來說,這比什麼都重要。我可不願意一天都待在律師的辦公室裡。很抱歉,但今晚在抽獎節目上我們可以談一談。」

我怎麼應付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

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亂套了。我們都試著給潔芮打電話,可是她的行動電話一直關機,沒有人知道她在哪兒。彩票抽獎是現場節目,一切都是面向公眾的。最後,在彩排結束後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馬克斯的家裡。至少,接電話的是他。我們一個一個地勸說她。我們說,好了,潔芮,我們一路走來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麼呀?我還記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讓馬克斯說服潔芮回到電話旁——可是馬克斯說潔芮不能再說話了,她已經上樓了,有點歇斯底里。

「她身體顯得不太好。」他說。

「潔芮生病了」成了那個晚上的藉口。我們都相信潔芮只是病了。我們甚至透過鏡頭向她揮手,笑得臉都快裂開了,我們祝她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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