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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蘭機場一輛車把我們接到了科摩。在這裡我們開始了忘掉英國、增進感情的短暫假期。我向窗外望去,除了一片灰色,什麼也看不見。灰色的道路,灰色的天空。我的腦子裡一片模糊,耳邊一直是另外三個人的談話。他們之所以這樣就是為了掩飾我的沉默。

「放鬆一點,託莉,」我們到旅館時,露易絲對我說。我只是站在總臺那兒,大衛在辦住宿登記手續。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放鬆一點。我為什麼不能不想那些事呢?我為什麼不能關上開關,讓腦子裡的糟糕的攪拌器停下來呢?我的腦袋裡好像裝滿了不停滴答作響的鐘。

這是一家舊式旅館,價格很貴,我們住進了湖邊帶陽臺的一個套房。忘了那些旅遊宣傳冊上蔚藍的天空吧!現在可是山區的十月。科摩是一片灰色的景象,到處是老年人。我想,是的,擺脫這一切的惟一方法就是行動起來。如果我顯得很高興,也許我會真的變得開心一點。而且如果我看上去很開心,其他人也會高興。所以我真的努力讓自己開心起來,但是在這兒要想開心真是難,就好像在火葬場開派對一樣。我記得在去房間的途中,我正吃著香蕉。在我們房間外面放著一座裸體男人的塑像。因此我努力想輕鬆一些,於是把香蕉皮掛在了他的睪丸上。不管怎麼說,我大笑了。

我完全處於精神分裂的狀態。剛剛還那麼輕鬆、愉快,突然又會來個大逆轉。有時我會本能地把手放在肚子上去感覺一下裡面的跳動;然而,我不是感到溫暖和幸福,而是感到憤怒。儘管我的孩子還只是偏光板上一個模糊的影像,如果你預先不知道你看的是什麼的話,完全可能把它當作其他什麼東西,但是我已經像一隻雞媽媽一樣,竭盡所能地保護他。我們真的非常努力,就是為了在一起度過一段時光,但是因為其他什麼事都沒有,所以我沒辦法不想那件事。我們看不懂當地的電視,但是這沒用。那情形糟透了,一天晚上大衛說他想自殺。他和我一樣絕望;他站在陽臺上向外看,一邊在想:這一切我受夠了。

要證明自己的清白太難了,無論對方有多確信那不是真的,但是那一點點懷疑造成的傷害的程度真叫人難以置信。在內心深處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但是我忍不住要找他的岔子,儘管我知道他什麼也沒做。以前我對大衛深信不疑,而現在有人把疑惑裝進了我的頭腦。這就像被蚊子叮過一樣,有時不癢了,但是過了一會兒又毫無理由地癢起來,你不得不抓,哪怕你的胳膊在流血,而且你知道抓了也沒用。

度假至少對於我妹妹和史蒂芬是不錯的,因為這暫時解決了他們之間的一些事情。

那麼所有那些認為我要大衛移居米蘭、只因為那兒有「古琦」和「普拉達」的球迷們,你們現在知道真相了。儘管義大利的那個地方很美,有山、有風景,什麼都有,可我永遠不會生活在那兒,因為我永遠不會再回科摩湖。

找個地方結婚

最後讓我擺脫沮喪的是安排我們的婚禮。在美國巡演時,甚至在我懷上布魯克林之前,我們就開始考慮了。我知道自己不善於把事情安排給其他人做,儘管我不斷地聽到爸爸的聲音在說「如果想把事情做好,就得親自動手」,但是,就是我自己也意識到我一個人幹不了這事。我對婚禮安排方面的事一無所知,從在教堂幹什麼到你可以在哪兒租到大帳篷、椅子和桌子。我需要的是一個婚禮協調人。

正是我的巡演主管理察讓我接觸了佩裡格林·阿姆斯特朗 瓊斯。我回倫敦的時候和他見了面,還有其他幾個人,但我最喜歡的還是佩裡格林。他非常有趣,個子矮矮的,脾氣好極了。他和安東尼·阿姆斯特朗 瓊斯是同父異母兄弟或者其他什麼關係,就是那個娶了瑪格麗特公主的攝影師,現在稱為斯諾登男爵。佩裡格林聽起來比他現在的地位甚至更高貴。但是他一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