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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從工作中解脫出來不是那麼容易。《辣妹世界》,我們的第二張專輯,即將在全世界發行,因此「宣傳」是一個我們不容忽略的詞。不久我們又要回到老一套的生活中去了:飛機、豪華轎車、旅館、演播室、播音室、豪華轎車、飛機。新加坡、泰國、印度、香港和日本。回想起來,我不知道我怎麼沒有累垮下來。大衛真是太好了,他總是在電話的那一頭,和我談話從來都不知疲倦。每天我們要交談8次、10次。雖然我經常只是哭。

脫離「監獄」並不那麼容易,尤其是當你和難友談話的時候身邊總有衛兵看著。那就是和西蒙在一起時的感覺。他從來不讓我們走出他的視線,每到一處他總是跟著我們。媒體曾經稱他為「辣哥」,那並不是空穴來風。從日本回來的時候,在機場的入口處,他們告訴我們只有5個一等艙座位。作為錄音合約的一部分,我們總是坐一等艙。這不是奢侈,是我們經過的所有那些長途旅行中的必要。現在你可能會想,在那種情況下,演唱組——那5個姑娘——會坐一等艙,而我們的策劃人會退讓一下。不,我們當中有一個被剔出了一等艙,這樣好讓西蒙坐在那兒。誰是那個被剔出去的呢?我。

我們5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那位如影隨形的經理人極少有不在邊上忙活的。我們不講話也就不足為奇了。

10月底我們回到英國準備在本國的首發,我們總要到一個接一個的電視臺、電臺做宣傳。但至少我們回家了。在回去的路上,潔芮說在我們做任何事情之前都應該和律師談談。這件事由我做還是她做?我說應該由她來做。

我只在家呆了幾天就又走了。我們無法終止「境外免稅年」這個記時器的滴答聲,我甚至都懶得開啟行李。

你們沒有生活,你們只有日程表。

我們的鄰居吉格斯

那些男伴舞中第一個到的叫卡明埃·卡奴索。他比其他人先到,為的是讓我們適應一下雙人舞的動作,那些旋轉和舉起,但事實上他是我的伴舞。

我們的想法是我們每個人都將有一個舞伴,他將和我們有同樣的個性,穿上相配的服裝,因此,卡明埃(發音是卡—明—埃)是撅起嘴的那個品牌造型。他是一個非常好看的傢伙,半義大利血統,在瑞士長大。他身著黑色緊身衣,他的頭髮全部往後梳。梅蘭妮·b的舞伴是吉米·古爾扎,她後來嫁給了他(接著又離婚了)。潔芮和她的舞伴克雷斯琴·斯托姆也有關係。

我一看到他就意識到克雷斯琴其實就是克雷斯琴·豪斯福,是雷恩學校最受寵的學生之一,我一度非常喜歡他。他說他改名字是因為英國演員工會,雖然我好像也沒聽說過業內有另外一個叫克雷斯琴·豪斯福的人,但是你得承認克雷斯琴·豪斯福沒有克雷斯琴·斯托姆酷。

然後,愛瑪的舞伴是埃茲太加·諾亞,個子小卻靈活;梅蘭妮·c的舞伴是羅布·納斯,一個混血兒。另外還有兩個舞者:塔考·巴巴(3年以後在《真步者》中是我的伴舞之一)和路易斯·思朋斯。他們只是湊湊數、做特技,但也可以替換任何一個「辣妹」的舞伴。

我與卡明埃和路易斯的關係最好,尤其是在巡演過程中。他們知道我多麼想大衛,經常走進我的化妝室和我聊天。他們倆對服裝都很在行,可以一整天談論「古琦」和「普拉達」。

2月24日我們在都柏林的泊因特開演,在那裡我們演了兩晚。3月2日,星期一,我們在蘇黎世舉行了歐洲大陸上的第一場音樂會。那以後的各站巡演我完全記不得了。我們在歐洲的最後一次演出是4月1日在多特蒙德。然後是回到英國,回到曼徹斯特。其他姑娘呆在維多利亞 阿爾伯特旅館的時候,我在沃斯利和大衛在一起。

一天晚上,白天排練了很長時間以後,我們在頂樓的房間裡躺在床上看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