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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腳踹開，還是念個咒語

收入本卷的，是《破門而入》。本書初版於2005年1月，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四個月後，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開始播出我的《漢代風雲人物》。之後，又有《品三國》和《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從此，我的生活變得不同以往。所以，2005年是一個“拐點”，本書則是過去生活的一個“終結”。

所謂“過去生活”，是指1981年以後。這年，我完成了在武漢大學的學業，透過了碩士論文的答辯，並留校任教。答辯的透過很順利，留校卻大費周折。當時畢業生的去向，不是現在的“雙向選擇”，而是“國家分配”，要由教育部下檔案的。對於“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教育部規定，邊疆地區來的，原則上回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來的，原則上回少數民族地區；已婚的，原則上回配偶所在地區；帶薪學習的，原則上回原單位所在地區。這“四項基本原則”，每一條都能管住我。按照規定，應該回新疆工作。

導師們都很遺憾，系領導也想留住我。我的導師之一胡國瑞先生，作為系裡的學術帶頭人，更是希望能跟校長劉道玉談一談。當時，劉道玉先生是全國最年輕的重點大學校長，作風非常民主。他馬上表示：我去看胡先生，我到胡先生家裡去聽意見。劉道玉說，校長是為教員和學生服務的。只有官員拜學者的規矩，沒有學者求見官員的道理。

結果，是劉校長聽了胡先生的意見後，透過當時的教育部部長蔣南翔，跟當時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一書記王恩茂協商，把我留在了武漢大學。可以說，沒有胡國瑞先生和劉道玉校長的這番努力，我的人生將是另外一種情況。所以，我將終生感謝這兩位先生。我籌集善款設立“胡國瑞獎學金”，多次向“劉道玉教育基金會”捐款，就是為了報恩。

留校以後的日子，艱苦而快樂。艱苦，是因為大家都困難。劉校長自己一大家子，也只有小小的兩房一廳。因為他堅持，教員的住房條件改善之前，自己決不搬家。所以，像我這樣剛剛畢業、沒有職稱的“青年教師”，能有一間房就算不錯。有段時間，我跟曾慶元、於可訓等同事，都住在湖濱宿舍的“筒子樓”。平時，洗澡只能去公廁，做飯只能在走廊。每到中午傍晚，整棟樓煙熏火燎。正所謂“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苦，我們這幫傢伙倒也“不改其樂”。

快樂，是因為自由。當時武漢大學上下，思想都很解放，環境十分寬鬆。教員上課，講什麼，怎麼講，領導基本不管。幹部也沒有架子。校長、副校長，書記、副書記的家，敲敲門就進去了。如有口碑不錯的課程或者講座，管教學的童懋林副校長會去旁聽。事先並不打招呼，一個人悄悄地坐在後排，教員和學生也視而不見，因為都知道她意在發現人才，以便培養扶持。因此，那時的武大課堂，真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登上大學講臺的。第一門課，是《文藝審美心理學》，時間則是在1983年。課程表排出後，報名選修者多達數百，創下歷史紀錄。學校安排了當時最大的教室（教三樓001），仍是人滿為患。外校和晚來的學生，便只能站在走道，擠在窗臺。其“盛況”，遠遠超過後來錄製“百家講壇”。

從此，我在大學講臺講了二十多年。先是在武漢大學，後是在廈門大學；先是給本科生講，後是給研究生講。課程，也五花八門。收入本卷的《破門而入》，就是這二十多年教學的成果之一。它的正式寫作，是在2004年；但要追根溯源，還得從1983年算起。所以，我把那時的備課筆記照片附在卷首，以為紀念。

實際上我寫本書，也有把課堂擴充套件到社會上的意思。那時還不知道有“百家講壇”，更不知道後來會上“百家講壇”。我能想到的辦法，就是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