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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子裡，才能被運到千里之外的市場上，最後當顧客把葡萄酒喝完之後，酒瓶也就被丟棄了。在這個過程裡，充當包裝物的玻璃瓶和木箱，不僅增加了包裝製作成本和運輸成本，而且也因為附加的運輸量而加大了碳足跡。

顯而易見，無論是從商業的角度，還是從環境的角度，這都不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改變現有的包裝是明智之舉。然而，為什麼在美國市場上依然是瓶裝葡萄酒大行其道？答案是觀念。“雖然在其他市場上，人們已經開始把葡萄酒裝在更輕更環保的紙盒裡面了，但在美國市場上，這還只是應用在一些促銷品的包裝上。”凱恩發現，如果在美國市場上把高檔酒和紙盒聯絡在一起，那將是一件頗為冒險卻值得一試的事情。這樣的想法讓他產生了創業的激情，他創立了自己的葡萄酒貿易公司J�Soif。

為了解決葡萄酒的包裝問題，凱恩找到了來自瑞典的利樂包裝公司。奉行“包裝帶來的節約應超過其自身的成本”理念的利樂包裝公司滿足了凱恩對葡萄酒包裝的挑剔要求——實用、安全、環保。然後，依靠他過去在葡萄酒業的人脈，他從阿根廷找到了一家獲得有機認證的葡萄酒莊。雖然這些酒莊的葡萄酒過去都是瓶裝後運輸到國外市場的，但凱恩買下這些葡萄酒後，並沒有進行瓶裝，而是透過大容量的液態儲存方式，經過陸運與海運，將這些葡萄酒運到了多倫多。在那裡，這些經過了千山萬水的葡萄酒被裝進了利樂盒。每個能裝1升酒的利樂盒的重量為40克，而原先的每個玻璃瓶的重量為500～750克不等。當葡萄酒轉化為“利樂包”後，接著被運到了新澤西的倉庫。

“裸裝”盛行時（2）

凱恩為他的有機葡萄酒取了一個非常“環保”的名字——“黃＋藍”，也就意味著“綠”。他做了兩道算術題，得出的結果是：一是同樣數量的“黃＋藍”，透過他所採用的包裝和運輸方式，從阿根廷到達新澤西所產生的碳足跡，相當於傳統瓶裝酒的一半；二是因為運輸成本的下降，一盒“黃＋藍”的市場價是10�99美元，凱恩估算同樣的瓶裝酒將會賣到大約20美元。

“新瓶裝舊酒”不僅僅為凱恩帶來了新的事業，而且正在令許多像凱恩那樣的人重新考慮包裝的問題。如果不能“裸裝”的話，那麼包裝能不能變得更小、更輕、更環保呢？General　Mills公司重新設計了一下自家漢堡的包裝——並非減少食物的分量，而是更加“量體裁衣”，讓包裝食物的紙盒縮小了20％。這樣看似微小的一個舉動，卻取得了令人驚訝的結果——General　Mills公司因此每年減少了500輛運送貨車。

當陶氏化學公司開始認真“計較”其所用的貨運包裝袋的原料——聚乙烯樹脂的時候，發現了一個顯著的變化：如果將包裝原料變為改良過的聚乙烯樹脂，那麼包裝袋的厚度會比1993年所用的袋子減少約40％，並且新袋子的功能特性會更勝一籌。改變包裝，無疑是個明智的選擇。經歷“如此一變”之後，陶氏化學公司不僅在經濟上有所收穫——即使每磅改良聚乙烯樹脂要比以前使用的更貴，但每個包裝袋的實際成本卻比過去減少了，更重要的是有利於環境保護——光在使用貨運包裝袋這一項上，陶氏化學公司每年就可以節省500萬磅聚乙烯，相當於每年節省150萬加侖的汽油。

假如把包裝的問題想得更深一步的話，就會引申出另外一個問題：在不降低產品品質的前提下，能不能把包裝的產品變得更小一些？聯合利華推出了一款3倍濃縮的洗衣粉，從而大大節省了運輸用油、包裝塑膠材料以及紙箱用材。

為了實現“最小化”包裝，讓產品濃縮、再濃縮已經成為讓產品製造商們絞盡腦汁的事情了。無論在*，還是在寶潔的日用品系列中，你都能找到鮮活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