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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沙特*和伊朗等國千差萬別，但它們的外交政策中都滲透著一種明顯的傳教士精神。至於英國和美國，也許是由於國力異常強大，它們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意識才得以在全球事務中打上了鮮明的印記。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外交政策也許永遠都不會有這種使命感。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要保持中國特色，成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就實現了其歷史性的目標。中國不需要向任何人輸出任何東西，進而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因此，當中國在*問題上的立場顯得有些冷漠的時候，絕不僅僅是因為它對其他國家漠不關心，或者在利益的驅使下奉行*裸的現實政治主張，而是中國人對這些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們依據的不是抽象的正確與錯誤之分，而是按照一種作為指導哲學的實用主義思想行事的。

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文明（3）

西方商人經常抱怨說，中國同行似乎不太尊重規則、法律和契約，他們的倫理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事而異的；如果中國商人或官員認為法律是“一頭笨驢”（借用一位英國人的說法），他們就會對其置之不理、予以變通或者乾脆要求你另起爐灶。可以說，在中國人的實用主義思維方式中，對某種抽象觀念敬若神明是不可思議的。對他們來說，社會關係和信任遠比書面載明的義務重要。微軟公司曾經長期無法促使中國政府貫徹它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法律，直到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與中國政府建立了一種（良好的）關係，並明確表示願意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和教育事業提供幫助時才達到目的。一旦微軟公司讓中國政府確信其動機是好的，那些法律就開始得到貫徹執行了。很少有中國人真正內化了這樣的觀念：抽象的規則、法律和契約比“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更重要，這意味著中國政治和法律發展道路之曲折和複雜，可能要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文化傳統也影響著中國人對待談判的態度。波士頓大學的羅伯特·韋勒（Robert　Weller）指出：“中國人對因果關係的認識是建立在‘氣功’觀念基礎上的。‘氣’是‘風水’的構成要素，也是人體內的基本成分，透過針灸或中藥進行調理。這實際上是一種更廣意義上的世界觀的一部分：它把世界的結構視為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力，這些力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而不是透過簡單的線性因果關係發揮作用。”“這種思維方式也會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韋勒說道。這種思想有時過了頭，甚至顯得有點愚蠢。然而，當你與中國人談論他們的思維方式時很快就會發現，像“氣”這樣的概念居於他們思想意識的核心地位，就像道德“造物主”和自由意志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位置一樣。眾所周知，外交政策受許許多多普世性力量的驅動，但基本的世界觀無疑決定著人們認知、行為和反應的方式，特別是在發生危機的時候。

但是，文化並非存在於真空中。中國的過去及其內在獨特性都是由它的現代史塑造的，即西方的衝擊、共產主義對傳統的塑造以及隨之而來的信仰危機，但最重要的也許是其近年來使傳統與現代性相調和的努力。當你與中國經濟學家們交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並不主張以儒家學說推動經濟增長或遏制通貨膨脹。中國中央銀行的調控手段非常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也是西方式的。當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時候，中國政府不為所動，這一事實更多地體現了民族主義而非文化的影響。（請問：美國什麼時候在外國的壓力下改變過經濟政策？）在許多領域裡，中國人都實行西方式的民族主義。中國的一些外交政策分析家也以“基督教儒家弟子”自居，意思是說他們並非福音主義的皈依者，而是具有西方思想觀念的中國人，致力於使中國的政策體現更廣大的目標和價值觀。中國與其他所有非西方國家一樣，為了在21世紀興旺發達起來，將會釀造它自己的“文化雞尾酒”，其中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