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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應實施全國視角的地區平衡政策。中國地域廣闊、各地區條件迥異，發展模式不能單一地追求工業化和產業結構的提升。地區之間的合理分工是最佳化中國發展績效的必要途徑。按照地區區位和資源分佈，在中國形成東部以工業、服務業為主，中部以重工業和種植業為主的格局，而西部以資源開發和牧業為主的經濟格局是大勢所趨。我們知道，正是區域間的合理分工使得美國、加拿大、法國等國在工業發達的同時，也是農業強國。中國要實現這種分佈，重要一點就是要放寬人口流動政策。用長期眼光看，東部地區的人口密集程度還應該進一步增加，而西部一些不太適合經濟活動尤其是工業活動的地區，人口應該轉移出去。與這種全國性的區域政策相連，就不能對西部在經濟發展指標上要求過高。

最後，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央政府應該努力減少地方政府之間的不良競爭。政府間的競爭並不是越激烈越好，因而規範競爭秩序顯得尤為重要。這中間，改善政績考核的機制是必然的一步。主流的意見認為不能以國內生產總值論英雄，應該加入其他方面的考核指標。可是，指標多了考核就變得沒有效力。其實，更為直接的考核應該是“自下而上”的考核，因為沒有人比轄區裡的居民對當地官員的表現更關心且更有發言權的了。

本質上，如何保持地方政府的適度積極性同時實現由生產型（功能型）財政向公共型財政的轉型是我們近期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之一。

中國經濟為何失衡？（1）

幾天前剛一回來，朋友就告訴我，下午有個人來找過你。奇怪的是，我並不認識他們描述的那個人，更奇怪的是據說他要和我討論經濟上的問題。

遇到這種事總能引起人們的好奇，不過我又有些擔心。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概念框架，是很難有效地討論問題的。現在，許多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博士論文是用西方經濟學的正規化寫就的，這樣論文送審到一些“正統的”政治經濟學教授的手中，通常會很成問題。再者，既便我們有社會學所說的“共同經驗範疇”，但十個經濟學家通常會有十一種不同的答案——何況是我這樣對經濟學參悟不深的呢？所以也不一定能討論出什麼所以然來。

一邊這樣想，一邊開啟電腦，還沒瀏覽幾個網頁，朋友又跑過來說那人又打來電話，聽說你回來了，他馬上就過來。

來者是位中年男士。幾句話之後，他就把討論的問題鎖定在經濟增長的效率上了。

問題的背景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增長模式，這個模式是以高儲蓄、高投入、高產出為特徵的。這一模式曾在一段時間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1997年的金融危機動搖了人們對它的普遍讚譽。保羅·克魯格曼是最著名的質疑者，他因成功地預測到金融危機而聲名大噪；另一位具有廣泛影響的經濟學家是艾倫·楊格，他長期致力於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特徵的研究。

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東亞模式十分相似。經濟學家幾乎一致地認為，中國70％以上的經濟增長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長來解釋。目前，我們的儲蓄和投資都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0％，FDI數量已躍居世界第一，這些在許多國家是難以想象的。而生產的效率雖然在1978年後有明顯的改善趨勢，但還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並且自90年代後期以來，效率的增進似乎又走向了下坡路。東亞模式的問題表現為“資本深化”，也就是生產一單位的產出所投入的資本越來越多，其結果就是資本邊際生產率的下降，從而導致利潤率的下降。簡而言之，是投資過多帶來了增長效率的問題。

這位造訪者顯然並不同意這樣的解釋。他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