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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十年來，我們一直存有疑慮：不稱霸是可以的，但是為什麼不可以做“超級大

國”？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爭取做世界勢力的積極領導者和強大斡旋者？

我們沒有理由因“瓜田李下”之嫌向世界隱蔽掉我們的雄心，我們沒有必要因國力的遲

鈍而“口將言而喂嚅”。連利比亞這樣的國家都敢於提出“小聯合國”這樣詩意而可愛的想

象，那麼試問：我們是否應提出一場戰鬥！當大規模的世界冷戰結束。許多重要國家和組織

都變得面貌不清的時候，我們是否多想一下重塑我們的特色？——我們的正義色彩是足夠

了，但感覺令人缺乏信心的是強度不夠，這裡邊很重要的一點是意志的強大。

我們多一點精力去設想：我們今、明、後天如何對發展中國家或國家聯盟負起更大的責

任。

從自由思想者的角度。我對中國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多次棄權持擔心的態度。因為我

有這麼一種“唯恐”——唯恐這苦心積慮為西方人所輕慢。。

這種“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式的苦心積慮在未來更加尖銳的國際矛

盾中會不會顯得孱弱無比？——穩健未必能左右逢源，躍進也未必會失掉此岸。

西方就在我們的地盤上動手，我們別小瞧了尼加拉瓜們袖珍小國聯盟的議案，更別小瞧

了塞內加爾與臺灣“建交”後的漸進影響。注意：這些可都是大有來頭的哩，如果我們仍照

常規辦事，將來我們在主權這樣的基本問題上蒙受羞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割裂中國領土的世界性陰謀——決非危言聳聽——正反映在國際事務微妙變化之中。

像澳大利亞這樣的我們長期認為是無害的國家，最近都叫囂著要加入“保衛臺灣”的行

列之中，更呈明瞭我們要縮短解決臺灣問題日程的急迫性。

愛情往往是一秒鐘之間發生的，量變到質變的奇觀也與之類似。臺灣問題，尤其是離心

主義的量變跡象充分反映在島內島外乃至世界範圍內的一連串動作和言論之中。

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曾引起人們的驚駭。那種真實而悲痛的獨白，平心而論，不

能簡單地認知為心理扭曲使然。李氏經過日佔時期，我看過一部臺灣鄉村電影，很驚異於臺

灣社會生活被日本同化的程度：青年人整潔而筆挺的學生制服、和藹而熱心的鄉村警察、農

婦頭頂的白色頭巾、房舍內的榻榻米，儼然一個亞熱帶的日本。我長期以來深惡痛絕的臺灣

小調，其風格明顯的承襲於東瀛。不能否認它們構成許多臺灣人溫馨童年的一部分。李與一

堆和他有同樣感情經歷的人，都是在這種氛圍中長大的，我亦認識到李是一個有政治敏感度

的人，他走過的探索之路恐怕是當年知識分子的必由之路；他描述“一二·八”血腥之夜時

的驚悸心情，也是厭惡黑暗的中國人的共同心情——順便說一句，國民黨當局“一二·八”

大屠殺給臺灣人民的心靈創傷也是臺獨勢力的情感煽動法寶之一。歷史亦寫道：日本殖民者

對臺灣發展的某些照顧和部分臺灣人的某些栽培優於當時的“滿洲國”（統治歷史長、同化

程度深的緣故）——至少我是這樣理解李氏的感情背景的。我確認李的生涯決定了他在臺灣

方向上的隱晦言行的內在真實性，其個人經歷也折射了臺獨理念的由來。由此我不能不提到

日本，因為臺獨勢力的日本背景不遜於美國。日本國內要求突破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