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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飄著細雨的一天，我們在時代廣場發起遊行。

藝術家總是像在玩耍。遊行前後樓內好比過節，每道門敞開著，大家忙進忙出。克里斯蒂倚在門口問我能否弄到喇叭（我沒弄到），三樓那位剃短髮蹬軍靴，長得活像革命者模樣的女畫家挨戶送發黑色長布條，關照在遊行當天從視窗懸掛到街面，並要求儘量帶朋友加入。這是我第二回在時代廣場遊行示威。上一次是為祭悼林琳。下午兩點，隊伍集合，我回望大樓：樓面一半窗戶內的主人撤走了，零散下垂的布條被風雨折騰得不成樣子。人倒來了一大群，給警察、記者圍著。隊伍啟動，忽然，從排首穿過來一陣難聽而淒厲的鈍響：克里斯蒂，不知他從哪兒弄來一支靠旋轉刮出響聲的木頭傢伙——笨重粗大，模樣像極了中國土製木板機關槍或舊時鄉鎮的敲更器——他昂然高舉，金白色頭髮逆風飄抖，奮力地、很不熟練地揮舞著，但隊伍隨即被領錯方向，止住，轉彎，刮木片聲啞了片刻，又復刺耳地響。一片笑聲。

自那天以後（我們在四十三街《紐約時報》報館門口解散，人人渾身溼透），我再沒完整無缺見過堅持到最後的那群人。遷出勢成定局，眾人陸續動身。好幾位藝術家70年代末就在這兒藏身作畫，他們是最難受的人。某日在門口遇見六樓那位年長的德國同行（我喜歡他優雅沉靜的面容），他站住，和我長久握手：“再見了，朋友。我回家鄉去。在這兒待了十五年，紐約傷了我的心，我永遠不想回來了。”

剩下的螞蚱都在等候最後的驅趕。夏天。成人商店相繼移走，連串門面被塗成彩色的大木板封閉了。四十二街變得陌生空蕩，就像愛德華·霍珀的那幅名畫《星期六》：一排歇業的店鋪前空無一人，陽光斜照。我趕製完畢（不完也得完）十聯畫，初秋將連同所有大畫去臺北展覽。7月的一天，我開啟房門清掃畫室。一位不認得的中年藝術家走進來，巡視過後，告訴我他叫畢德婁。好，畢德婁。您玩哪一路？“我？你不知道我是誰嗎？”（美國人好在直爽。一年後我知道了：他是80年代“挪用佔有”大師影象的一位知名畫家）真的，我不知道。他於是領我到隔壁四一二房，說他閒租十幾年，只為堆放私人收藏。

滿屋塵土。在塵土中我如夢似幻看見杜尚先生的兩件作品：那隻戳著腳踏車輪胎的高腳凳，那扇連著門框的門。這麼說，杜尚同志也得挪窩了。畢先生解釋道，同一作品杜尚做過兩件（此話倒也不假，現代美術館的“泉”就是重做的，原件很早即已遺失），他說他是從朋友那兒轉手買來的。但願他的話和收藏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