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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愛”看成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必要條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就從這種“經濟人”活動的利己主義出發，探討了人類沉湎於“對財富的追求”的原因。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建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論》的這些論述為前提的。只是二者在論述對利己主義行為的控制上，論述的著重點不同，《道德情操論》寄重託於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於競爭機制。

在這一時期還有一部偉大的社會學著作《人口論》，與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不同的是，《人口論》的研究重點和方向更象自然科學，它沒有主觀的人類情感方面的東西，而是在客觀上描述了人類社會，就象人類觀察螞蟻和其他生物一樣無情而冷酷。《人口論》的作者馬爾薩斯在書的開篇寫到：“近年來，自然哲學方面偉大而意外的發現層出不窮，印刷術的普及加速了一般知識的傳播，執著而不受約束的探索精神在整個知識界乃至非知識界空前盛行，新穎而奇特的政治見解把人搞得頭暈目眩、目瞪口呆，尤其是政治領域發生的法國大革命，驚天動地，猶如一顆熾烈燃燒的彗星，看來註定要給地球上畏縮不前的居民注入新的生命與活力，或註定要把他們燒盡滅絕。所有這一切，使許多有識之士認為，我們正跨入一個充滿了重大變革的時期，這些變革將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人類的未來命運。”馬爾薩斯提出：“我認為，我可以正當地提出兩條公理。第一，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第二，兩性間的情慾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現狀。一旦接受了上述兩項公理，我便可以說，人口的增殖力無限大於土地為人類生產生活資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會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卻僅僅以算術比率增加。懂得一點算術的人都知道，同後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麼巨大。根據食物為人類生活所必需這一有關人類本性的法則，必須使這兩種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這意味著，獲取生活資料的困難會經常對人口施加強有力的抑制。這種困難必然會在某地發生，必然會被很大一部分人口強烈地感受到。在整個動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極其慷慨大方地到處播撒生命的種子。但大自然在給予養育生命種子所必需的空間和營養方面，卻一直較為吝嗇。我們這個地球上的生命種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間，經過幾千年的繁殖，會擠滿幾百萬個地球。但貧困這一專橫而無處不在的自然法則卻可以把它們限制在規定的範圍內。植物與動物都受制於這一偉大的限制性法則，人類雖有理性，也不能逃避這一法則的制約。在植物和動物當中，自然法則表現為種子不發芽，害病和夭折；在人類當中，自然法則表現為苦難與罪惡。苦難是貧困的絕對必然的結果。罪惡也是貧困很可能會帶來的後果，因而我們看到到處都有罪惡，但也許不應把罪惡稱為貧困的絕對後果。可以透過磨殤道德，抵禦一切罪惡的誘惑。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產力天然地不相等，而偉大的自然法則卻必須不斷使它們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認為，這便是阻礙社會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難。與此相比，所有其他困難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這一法則制約著整個生物界，我看不出人類如何能逃避這一法則的重壓。任何空想出來的平等，任何大規模的土地調整；都不會消除這一法則的壓力，甚至僅僅消除100年也不可能。所以，要使全體社會成員都過上快活悠閒的幸福生活，不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擔憂，那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我們的前提是正確的，則所得到的結論必然是否定全體人類的可完善性”　馬爾薩斯在300年前透過自然法則預測了人類社會的不可完善性，這與理想主義社會改良者是針鋒相對的。理想主義者認為某種完善的社會制度可以達到人人快樂，人人平等。這樣，馬爾薩斯成為了一個倍受爭議的人物，但他的學說無疑是嚴謹的，直到今天，人們還在